從文明比較的角度看，中華文明精神傳統淵源深厚，保留了人類自石器時代以來的集體記憶，是具有原創性、獨創性的文明體系。從比較文明的大視野看，在當今世界，中華文明是少數可以與西方文明互相對話的文明體系。德國學者雅斯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評價中國、印度文明時說：“中國和印度居有與西方平起平坐的地位，不僅因為它們存活了下來，而且因為它們實現了突破。”從思想的角度看，中華文明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其在世界觀、物質觀、生命觀方面具有整體性、連續性、貫通性及有機性。
中國古代禮樂文明是由詩教、禮教與樂教共同組成的，三者構成三位一體的政教體系。樂教這一概念最早源于《禮記·經解》：“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樂教乃是通過與禮結合的合符特定韻律的音樂陶冶，以使人的性情達至平和中庸，進而養成君子人格，最終實現理想的終極政治治理。樂教具有強大的感召力和德教功能，在禮樂文明中居于極為重要的地位。
禮樂文明通過奠基于宗法血緣關系的禮樂制度，實現社會財富集中以形成社會分層，進而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社會系統。中國古代禮樂文明主要包含詩教、禮教與樂教三要素，其中禮教是展演的實踐體系，由演禮空間、禮器、禮物、禮儀（盤旋揖讓、周旋進退等動作行為）等構成。各種演禮實踐都是以象征的形式表達一定的價值觀念和社會等級、倫常秩序。
中國古代禮樂文明的象征或隱喻表達除了通過言說、論述的方式，更多是以詩、禮、樂高度融合的儀式展演方式，將象征物的意義展示出來。換句話說，中國古代禮樂文明中各種禮儀絕非枯燥的程式化的形式，而是隨著儀典的進行，在動態中不斷生成意義的過程。對于禮儀中所蘊含的豐富意義世界，孔子在《論語·陽貨》中曾用一句話予以概括：“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英國學者特納在《戲劇、場景及隱喻》一書中說：“顯然，人類也同樣需要重復的運動、視覺及聽覺方面的驅動刺激，并將它們與各類慶典中都能提供的抑揚頓挫的言語和頌歌結合，從而產生出感召力、升華的活動，以及感情響應。”可見禮樂儀式作為一種文本，乃是立體的、運動的，不但具有表達功能，而且能夠激發、升華情感，產生強烈的感召力。唯其如此，我們才能理解禮教、詩教、樂教的社會政治教化功能。
作為禮樂文明的經典載體，儒家六經展示的生活世界以各類儀式為主體，通過詩、禮、樂的結合，以禮示意、賦詩明志，以象征隱喻的方式表達情感和觀念。這是一種高度發達的、優雅、敦厚、精致的禮樂文明。在禮樂文明的詩、禮、樂三要素中，據近代經學家劉師培的見解，樂教是禮樂文明的根本，他在《古政原始論》一文中說：“豈知上古教民，六藝之中，樂為最崇，固以樂教為教民之本哉。”唐代成伯嶼在《毛詩指說》中曾闡述詩與樂二者的關系：“然詩者，樂章也，不起鴻荒之代，始自女媧笙簧，神農造瑟，未有音曲，亦無文詞。然嬰兒有善則鳳自舞，其來尚矣。夫大樂與天地同和，后代圣人從而明之耳。上皇道質，人無所感，雖形謳歌，未寄文字。俗薄政煩，歌謳理切，六代之樂同功異用，前者超忽莫得，而傳虞舜之書，始陳詩詠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其文詳也。”他認為詩在古代與樂是一體的，詩就是樂章，即現代的歌曲的詞。樂在詩之前出現，遠古時代“雖形謳歌，未寄文字”，有樂而無詩。現代禮學家沈文倬在《宗周禮樂文明考論》中也指出：“音樂演奏以‘詩’為樂章，詩、樂結合便成為各種禮典的組成部分。”《尚書》有載：“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此以樂為德教之本，以樂統詩，詩教是輔助樂教來使用。唐代孔穎達認為樂教本于人之性情，先于詩教而起。與詩教、禮教相較，樂教更為本源。
中國古代禮樂文明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對洪荒時代的降神之樂予以德性的解釋和轉化，并將其與詩教、禮教緊密結合，從而構建起優雅、輝煌的禮樂文明體系。《周禮·大司樂》載：“以樂舞教國子舞《云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東漢鄭玄注：“黃帝曰《云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云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大咸》，《咸池》，堯樂也。堯能殫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大韶》，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大夏》，禹樂也。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鄭玄解釋黃帝、堯、舜、夏、商、周六代樂都是站在樂以彰德的角度，體現了那一時代的政教特征。可以說，鄭玄的這一解釋總結了漢以來經學家的傳統看法。
《禮記·樂記》曾提出一個重要的樂教命題：“聲音之道與政通。”通過聲音之道以實現政治治理，彰顯了極具獨創性的政治思想。那么中國古代政治治理最為精妙的樂教何以成立？對此司馬遷曾討論樂律之政教功能，提出“六律為萬事根本”的論斷，“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于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如果我們要搞清楚樂教成立的邏輯，那么就一定要追溯至中國古代的氣化宇宙論。只有在“通天下一氣”的氣化宇宙論基礎上，我們才能理順樂律之政教功能。“以元氣統一宇宙萬物”這一理論模型體系，體現了中華文明的高妙之處。《呂氏春秋》用陰陽二氣來解釋音樂的產生，以音樂歸本于陰陽二氣，“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凡樂，天地之和，陰陽之調也”。這是認為音樂產生于樂音，樂音產生于音律，音律來自風的震動，而這就是聲律的根本來源。《后漢書》有言：“夫五音生于陰陽，分為十二律，轉生六十。皆所以紀斗氣，效物類也。天效以景，地效以響，即律也。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這是說，以圭表測日影定節氣和以聲響定節氣，實質都是量度斗氣。律呂表征的聲響與斗氣的節序直接發生關聯，通過聲音的韻律振動達到調節宇宙元氣的平衡，以達至中和的有序境界。
在氣化宇宙論背景下，天地萬物歸根到底就是一場盛大的宇宙之舞。《禮記·樂記》云：“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這就將樂稱為天地之和。在此視野下，宇宙就呈現為一場盛大的交響樂。莊周的“天籟”觀念與上古的樂教有著極深的思想關聯。《禮記·樂記》還闡述了樂教運作的邏輯：“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為偽。”這里樂教包含著詩、歌、舞三項，乃是通過儀式的展演以調節個體的心志，從而達到修身養性的目的。又言，“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這里闡述的通過聲音之道調節元氣的運行，是從宇宙論的高度對樂教進行的論證。以《禮記·樂記》為代表的中國古代經典闡述的樂為“天地之和”，乃是一種極富包蘊性的至高、至大、至廣的大樂觀，充分體現了中國古人天人一體、天人合一的世界整體觀。
樂教之所以能夠成立，乃是因為在我們的祖先看來，八音之樂器可以播八方之風，而舞既可以節八音，又能使八風均衡地發散。《左傳·隱公五年》有言：“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晉代杜預《春秋左傳集解》解釋八音：“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八風，八方之風也。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節其制而序其情。”什么是八音之器呢？鄭玄注《周禮春官·大師》述八音之樂器：“金，鐘镈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八音之樂器中每一種都與天地八方之風的一種直接關聯。這顯然是依據關聯性思維對樂器與八風的新的認知。
八方之風，即八風，是與樂教關聯緊密的一個基礎性概念。什么是風？《釋名·釋天》有言：“風，氾也。其氣博氾而動物也。”風就是一種氣。甲骨文顯示，殷代已有四方風、四方神概念，為分至四氣之神，四方風乃四氣之候。《尚書·堯典》將四方神與分至四氣相配，并兼附物候。由此可見，在先民的眼中，天地每一方在特定的季節都會生發某種特定的風氣。顯然氣化宇宙論視野下的“風”與我們今天“風”的概念有很大差距，不僅僅是大氣的流動。這里的八節之風在自然界都有相應的物候，直接調節天地萬物興衰伏藏的生命節律。
八音、八風又與八卦互相關聯，從而形成一套關聯網絡，呈現出一種獨特的關聯性思維。這種關聯性思維乃是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根本思維。《春秋左傳要義》載，“八風，八方之風者，服虔以為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閶闔”。三國韋昭《國語·周語》注：“正西曰兌，為金，為閶闔風。西北曰乾，為石，為不周。正北曰坎，為革，為廣莫。東北曰艮，為匏，為融風。正東曰震，為竹，為明庶。東南曰巽，為木，為清明。正南曰離，為絲，為景風。西南曰坤，為瓦，為涼風。”這套關聯性思維的核心是時空關聯，八方是四正四維的空間，八風與八節之氣直接與四至四立八節之時間性相關聯。
如此看來，在先民眼中，歌、舞、樂主要不是為了娛情、審美，首先不是像今人這般將樂看作一種藝術形式，而主要是宣導八方之風，使宇宙陰陽之氣達至均衡的中和狀態，進而作用于人的性情，使之達成平和、中庸的君子人格。因此，樂主要是政教工具，是通過聲音之道達成政治治理，展現了一種非常高明的政治治理藝術。
來源： 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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