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寶昌先生是陶瓷研究的大家。他長于陶瓷鑒定，代表作《明清瓷器鑒定》是中外從事陶瓷研究尤其是明清陶瓷研究者的必讀書。今年11月10日，103歲的耿先生魂歸道山，這是中國和世界陶瓷研究的重大損失。30多年來，我一直與先生一起工作。隨先生學習的往事一幕幕，讓我難以忘懷。
1922年，耿寶昌出生于北京。他成長和價值觀形成的時候，正值仁人志士奮發圖強，爭取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歷史時期。青年人立志報國，選擇教育救國、科技救國、實業救國等圖強之路。耿先生入敦華齋學成后創辦振華齋，也是如此。一次，我問先生為什么取名“振華齋”。他吃驚地看著我說：“振興中華呀。”我頓悟，先生的愛國情懷不是停留在口頭上的。
他常說，瓷器是我們中國人發明的，我們一定要把瓷器研究好、研究透，要讓世界知道中國人通過瓷器帶給世界的貢獻。他反對跟在外國人后面人云亦云，甚至否定中國瓷器的價值和意義。他用自身所學文物知識服務于國家，開展一級品文物的鑒定工作，致力于文物征集和海外文物回流工作。1986年，他把自己收藏的20多件瓷器、青銅器無償捐獻給故宮博物院。先生說：“故宮是我安身立命的第二家”。
從1956年進入故宮，耿先生在這里工作了近70年。他認為故宮博物院之所以在學界有較高的地位，不僅僅因為有紫禁城和眾多文物，更因為擁有馬衡、唐蘭、羅福頤、顧鐵符、單士元等一流學者和一流研究成果。“在故宮從事研究的人，不僅自己要勝任，也要做好傳幫帶。”
耿先生為學，講究眼勤、口勤、手勤，身體力行在實踐中獲取真知。2010年，88歲高齡的他到南京參加明洪武瓷國際學術研討會。有朋友告訴我，別的學者做演講時，耿先生一直在認真做筆記。因為不會用電腦，他只能用筆和紙來記，把別人的發言一字字寫下來，非常不容易。
先生常說，一個地方沒到過，這個地方就生，只有眼見、親歷才能有收獲；學習不能只盯瓷器一項，要廣博，把不同門類的知識當作瓷器研究的參照和營養。他是較早在著述中把中國瓷器與越南、泰國、日本以及歐洲瓷器進行比較的學者。先生每每說：“廣是精的基礎，學問之道就如同一把折扇——萬流歸宗，才能成為真正的大學問，不要在一條小道上有所收獲就沾沾自喜。”他還認為天下沒有無師自通的道理，首先要有一個好的老師，師傅領進門是做學問最重要的基礎；其次是緊跟學術發展的潮流，要了解學術發展的方向和研究重點所在。
先生和我的辦公室都在故宮南三所東所第一進院。30多年來，先生進院子后都會喊我一聲，我便帶上水瓶去他屋子里，喝茶、聊天、請教。有一次觀看南宋官窯瓷器，他說官窯瓷器和龍泉窯瓷器的胎不一樣，輕叩的聲音不同；汝窯、哥窯瓷器聲音也有自己的特點。關于胎的不同，我們在考古工地也有所感悟，比如胎的配方和燒結度不同，由此造成瓷片的碴口痕跡不同。而汝窯、官窯、哥窯和龍泉窯瓷器在輕叩時聲音的不同，是先生教我之后才了解的。先生還教我區別永樂瓷器和宣德瓷器，把永樂和宣德的瓷器放在一起，要閉著眼也能通過觸覺來區分其釉面才行。先生在經手數十萬件瓷器后，對不同時代的瓷器釉質特點已經爛熟于心。
耿先生畢生致力于文物保護。他多次到湖田窯址調研，最終規劃了湖田窯的保護范圍。正是在他的建議下，景德鎮明清御窯遺址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5年，耿先生與謝辰生先生、宿白教授聯名致信中央，呼吁加大對御窯遺址的保護并建議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由此開啟了對景德鎮御窯遺址的綜合研究。
我最后一次見先生，是今年10月5日在前門東大街先生寓所。當時陪同故宮博物院院長王旭東一行到先生家，王院長代表文化和旅游部領導就中秋和故宮博物院百年慰問先生。那天，院長離開后，我返回房間看望先生，他拉著我的手一直不放。不意此行竟成永別。
多想再聽先生每天進入院子喊我的聲音，多想再與先生一起分享考古新發現的喜悅、談論景德鎮御窯遺址保護的新進展，多想一起等待景德鎮手工瓷業遺存申請世界文化遺產成功消息的傳來，多想共同迎接兩岸故宮文物合璧的時刻……
來源： 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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