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紙高達1.77億元的罰單，揭開了又一例“老鼠倉”案件。
近日，浙江證監局公布的行政處罰決定書顯示，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當事人林藝平利用職務便利實施“老鼠倉”行為，違法所得超8800萬元。由于金額巨大，違法行為情節嚴重，林藝平被采取“沒一罰一”處罰，合計罰沒金額超過1.77億元，同時被采取5年證券市場禁入措施。
引起市場廣泛關注的，不僅是高額罰單，還有林藝平的公司背景。行政處罰書披露，其所在的杭州某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杭州某某科技”）與浙江省內兩家私募基金管理人同屬一個實際控制人，由同一管理團隊管控。
IT“內鬼”抄私募作業，非法獲利超8800萬
浙江證監局調查發現，2022年10月至2023年9月期間，林藝平在杭州某某科技任職，承擔交易策略前端開發，產品風控，部分產品交易測試、決策、下單、監控等工作。監管認定，其行為已“實質上實施了私募基金從業人員的履職行為”。
其間，林藝平不僅能夠查詢前述兩家私募未公開的敏感信息，還直接參與信息的獲取與加工，實質上觸及了私募機構的核心投資機密。
掌握內部信息的林藝平并未安于本職。他通過實際控制和操作“林某治”名下的國金證券賬戶和東莞證券賬戶，以及“何某龍”名下的東莞證券賬戶和中信證券賬戶，在杭州的IP地址下進行交易并盈利。
林藝平的操作手法極其隱蔽。“林某治”賬戶的交易資金由他自行籌措，盈虧自負；而“何某龍”的賬戶則直接借用賬戶內原有資金進行交易，盈虧同樣由他承擔。這種安排試圖在資金流向上模糊其關聯性。
然而，監管通過IP地址追蹤、銀行賬戶和流水核查、電腦硬件信息比對以及交易所出具的趨同交易信息，最終構建了完整證據鏈。數據顯示，在2022年11月16日至2023年9月6日期間，這些賬戶在滬深兩市的交易與相關私募機構的操作高度趨同，非法獲利高達8857.69萬元。
盡管林藝平曾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提出陳述申辯意見并獲部分采納，但仍未能逃脫嚴厲處罰。最終，他被沒收違法所得8857.69萬元，并處以等額罰款，合計被罰沒金額超1.77億元。此外，因情節嚴重，林藝平還被采取五年證券市場禁入措施。
針對該IT人員為何能夠長期、系統地竊取并利用未公開信息進行趨同交易的問題，深圳卓德投資副總經理李進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采訪時指出，從職責定位來看，量化私募旗下的科技公司IT人員主要負責系統搭建與技術支持，原則上不應涉及投研核心信息。私募機構若嚴格遵循從業人員資格管理要求，規范項目協作機制與落實內部風控制度，特別是對策略代碼、交易數據、客戶信息等核心信息實施分級授權管理，即可在相當程度上實現信息隔離。
李進進一步指出，盡管日志審計與操作留痕等技術在量化私募行業已廣泛普及，但本案揭示出多個環節存在系統性漏洞：IT人員因權限設置過寬而直接接觸未嚴格加密的核心數據；系統日志雖記錄操作卻缺乏智能分析，導致異常查詢行為長期未被察覺；同時，機構也缺乏實時合規監控進行主動干預。這些漏洞共同為其違規操作提供了可乘之機。
關于林藝平案“沒一罰一”并處以五年市場禁入的處罰力度，業內人士從不同角度進行了解讀。
北京乾成律師事務所顧問林祺從法律角度分析認為，處罰力度總體適中。依據《基金法》和《私募條例》，私募基金從業人員利用職務便利開展未公開信息交易行為的，應當沒收違法所得并處以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款。本案中，浙江證監局對林藝平處以一倍罰款，系在法律規定的罰款幅度下限作出，體現了處罰的審慎性。
“當然，也不能一定就說本案處罰較輕。從行政處罰角度講，行政違法行為情節、是否初犯、涉案金額高低以及社會影響等，都是行政處罰力度綜合考慮的影響因素。”
關于市場禁入，林祺援引《證券市場禁入規定》指出，此類措施主要分為禁止從事證券業務和禁止進行證券交易兩類。林藝平的違法行為主要擾亂市場交易秩序，因此適用第二類市場禁入措施。該規定第七條明確第二類禁入的最長期限為五年，但未設定最低時限，故浙江證監局作出五年市場禁入的決定符合法規要求，具有適當性。
與法律條文層面的“適中”解讀不同，李進則從市場影響和懲戒效果角度表示，本案中“沒一罰一”并處五年市場禁入的處罰力度較為嚴厲，罰沒金額突破行業紀錄，明確傳遞了監管“零容忍”的標準——無論金額大小、崗位高低，只要觸碰“老鼠倉”紅線，必將面臨經濟與從業資格的雙重嚴懲。
他也指出，“這也表明監管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加強監控，以及對違法行為的嚴厲打擊，將成為常態。”
技術崗位頻現“監守自盜”，合規漏洞敲響行業警鐘
IT人員利用非公開信息進行股票交易被罰，林藝平并不是個例。今年5月，安徽證監局和吉林證監局分別披露了兩起行政處罰書，均涉及IT員工的抄作業式“老鼠倉”交易。
安徽證監局罰單顯示，當事人李海鵬時任中信證券信息技術中心高級經理，憑借其CRM系統（客戶關系管理系統）的應用開發權限，他能夠獲取公司所有客戶的賬戶信息、資產規模和交易持倉等未公開信息，并借此長期窺探其公司托管的“高某基金”持倉與交易明細。
在2019年11月1日至2023年2月21日期間，李海鵬控制家屬賬戶，累計交易股票128只，累計交易金額超6400萬元。其中，與“高某睿遠基金”趨同交易股票76只，趨同交易金額達2900萬元，跟買獲利超213萬元。最終，李海鵬被處以“沒一罰一”重罰，合計罰沒超426萬元。
而被抄作業的“高某睿遠基金”，被指向明星基金經理高毅資產鄧曉峰的所管基金。處罰書顯示，2015年4月24日，“高某基金”成立，托管人為中信證券。中基協私募備案信息顯示，高毅-曉峰1號睿遠成立日期正是2015年4月24日，托管人為中信證券。
吉林證監局罰單顯示，邵某自2008年7月至2024年7月任職于華泰證券，在2023年1月6日至11月10日期間，其作為分管投研系統建設負責人，因工作需要獲得了公司X系統的訪問權限。該系統可實時顯示華泰證券自營賬戶的股票持倉、投資建議書（含股票信息、投資上限、有效期及投資理由）等核心未公開信息。
在擁有上述系統權限的同期，邵某實際控制“楊某”的證券賬戶進行交易。該賬戶與華泰證券自營賬戶在58只股票上存在趨同交易行為，趨同買入金額超過3153萬元，趨同買入股票只數占比高達72.5%，金額占比59.06%，由此獲利19.39萬。
如何有效防范IT等支持崗位的違規操作？李進指出，管理人應從制度、技術與合規三個層面嚴格界定職責邊界。制度上明確IT崗僅負責系統維護、數據支持等基礎工作，禁止接觸策略代碼、持倉信息等核心數據；技術上實行權限最小化原則，并對核心數據加密脫敏，確保IT人員“看不到”敏感信息；合規上建立復核機制、操作留痕、定期溯查等機制，對異常行為實時預警，同時加強全員合規培訓與考核，從源頭杜絕“跨界”操作風險。
應對之策：從權限管控到全流程風控體系建設
近年來，浙江、安徽、吉林、上海等地證監局披露的多起行政處罰案件顯示，IT人員、風控技術崗、基金會計等非傳統的投研崗位，已成為利用內幕信息交易的高發群體。這些崗位人員憑借系統權限或業務關聯獲取核心投資信息后，通過控制親屬及他人賬戶進行違規交易，涉案金額跨度從數百萬元至億元級。
無論是券商的李海鵬和邵某，還是科技公司的林藝平，一系列案件暴露出機構在關鍵崗位權限管控上存在的隱患。這些案件相繼被查處并受到重罰，清晰傳遞出證券監管的“利劍”已高高懸起。隨著監管技術的持續升級，無論是IP追蹤、大數據比對還是資金流水穿透式監管，都讓隱蔽的違規行為無處遁形。
今年以來，監管部門明顯加強了對“老鼠倉”行為的監測與打擊力度，特別是將IT類相關人員列為重點核查對象。
4月底，中國證券業協會就《證券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證券從業人員投資行為管理指引(試行)》向行業征求意見，旨在通過加強交易行為監測、關鍵崗位人員核查等措施，實現對從業人員投資行為的“看得清、管得住”。
有業內人士表示，近年來“老鼠倉”行為主體呈現多樣化特征。一是“90后”涉案從業人員逐漸增多；二是涉案崗位除了傳統投研人員外，中后臺管理部門人員占比上升。
李進在采訪中強調，IT、運營等中后臺崗位已成為內幕交易與信息泄露的新風險點。他呼吁管理機構需嚴控技術崗位權限邊界、強化全流程風控，從根本上防范“監守自盜”風險。據其透露，卓德投資已啟動中后臺崗位風險等級評估工作，下一步將重點排查IT、運營等崗位的權限配置、數據訪問及操作留痕機制，并即刻組織新一輪合規培訓，確保每位員工清晰理解“老鼠倉”的法律紅線與行為邊界。
（稿件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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