蓮花藻井磚 魏晉
彩繪木馬 漢
彩繪漆木鳩 漢
西夏文手抄文書 西夏
中矢山虎畫像磚 魏晉
“李廣”銘騎射畫像磚 魏晉
木舞俑 漢
彩繪剪布圖 壁畫磚 魏晉
北涼石塔
千佛 北魏
王杖詔書令冊簡 漢
彩繪采帛木幾圖壁畫磚 魏晉
涼州，取地處寒涼地帶之意，西漢武帝時得此名稱，其地理與行政空間雖因時而變，但大致范圍一直沒有離開今甘肅省河西走廊一帶，且以西漢設置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為代表。蘇州吳文化博物館推出的“新九州”系列展覽的第四期聚焦于此，甄選了來自3個地市、6家博物館的共272件文物，分6個單元加以呈現。
“黃河遠上白云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蔽覀兇蠖鄶等说谝淮握J識涼州，源于王之渙的這首《涼州詞》。盛唐時期的玉門關是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的重要關隘，唐代的涼州屬隴右道，州治在今甘肅省武威市，涼州隨之成為唐代文化士人建功立業的重要去處。
37歲的王維負命到達涼州，寫下“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 36歲的岑參辭別涼州時，寫下“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 52歲的高適從軍于此，寫下“借問梅花何處落，風吹一夜滿關山”。眾多詩人抵達邊塞，面對壯闊遼遠的景象，詩性勃發，催生出各具特色的“涼州詞”，其中以王翰一首“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最為膾炙人口。但涼州的故事還是要從唐以前講起。
看地理版圖，河西走廊雖為狹長的一條，卻鑄就為各方文化碰撞交流的核心地區。在華夏先民的版圖中，這里屬于古九州之一的雍州。早在春秋戰國，河西一帶成了月氏、烏孫、匈奴等民族駐牧之地。到了漢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因地域寒涼，雍州改稱涼州，正式進入中原版圖。公元前111年，又在武威、酒泉兩郡下各分置張掖與敦煌兩郡，設陽關和玉門關，史稱“列四郡，據兩關”。作為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經之路，河西走廊被牢牢地納入西漢政府的管轄之下，隨即有計劃地實施了移民實邊政策，最初為軍隊戍卒屯田，繼而從中原地區遷入貧民和獲罪的文士官員，不僅帶去了豐富的勞動力和先進的農耕技術，更帶去了漢地儒家文化與生活方式。
比如展柜中并列放置的王杖詔書令冊簡和彩繪漆木鳩，對于研究漢代社會制度、法制史、民俗學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王杖詔書令冊簡正面有556個字，內容豐富，記載明確，既有撫恤鰥寡孤獨廢疾之人的具體做法，又有尊老養老的明確規定——賜予年事已高者王杖。王杖詔書令冊簡相當于漢代的“養老令”，而彩繪漆木鳩則可看作“敬老卡”。
1977年出土于武威市涼州區的“長宜子孫”連弧紋鏡是典型的漢代生活用品?！伴L宜子孫”四字常見于漢代的銅鏡、玉璧、瓦當和磚銘上，是舊式大家族式家庭的長輩對子孫后代過上安穩幸福生活的美好期許。東漢王延壽的《魯靈光殿賦》有“永安寧以祉福，長與大漢而久存。實至尊之所御，保延壽而宜子孫”。那么漢代人在涼州的生活具體是何模樣？
磨嘴子漢墓群的出土文物給出了鮮活的答案。該遺址位于武威城南15公里祁連山下雜木河西岸，分布在開闊的黃土臺地上。干燥少雨的氣候和地質條件使得大量木雕得以完好保存下來。
漢代木雕按其用途分為模型明器、建筑雕刻、生活用具和宗教器具等類型。木俑和動物形木雕多作為明器隨葬于墓中。磨嘴子漢墓群出土的木雕，人物題材大體分為侍俑、舞俑及六博俑；動物題材更為豐富多樣，形態各異的家畜、家禽木雕生動地展現出西漢末期至東漢中期從內地遷徙而來的官僚士大夫生活。在常見家畜題材中，木雕馬最具特殊性，突顯漢王朝對于馬匹的重視。
古代河西地區氣候較現在溫潤，河谷縱橫，適宜畜牧業發展。從地理位置上看，這里又是西域良馬東傳的必經之路，很久以前便成為繁殖、培育馬匹的主要基地。漢景帝時創設了馬苑所。由于北方的匈奴成為漢王朝的勁敵，威脅西北邊境及西域地區的商貿往來，為擺脫與之征戰時的不利局面，漢武帝多次遣使赴烏孫與大宛尋求良馬，即“天馬”“汗血寶馬”。引進的良馬在河西地區經選育以適應環境，最終培養出既適應漢地生態，又具備優良體格性能的新馬種。其基本特點是高矮適中，骨堅肌豐，力量與速度兼備，既適于挽車又宜于騎乘。
河西出土的木馬俑，按照當時良馬的標準雕刻，馬頭方直高峻顯出力量感，馬眼突出意味著心臟的強勁，鼻孔闊大代表肺活量大，耳小而尖是易于駕馭的象征，前腿部兩塊鼓起的肌肉喻示速度驚人，而平直的背部則利于平穩負重。通過這些超越現實層面的藝術雕塑手法，彰顯出馬與眾不同的地位。
兩漢結束后進入魏晉時期，中原陷入頻繁戰亂，相對穩定的河西走廊地區成為流民躲避戰火的棲居地，與流民一起涌入這里的還有不少中原士人學者，學術隨之西移。從中原輸入的先進生產技術與士人的學識，推動涼州成為經濟和學術文化蓬勃發展之地。
西晉永康二年（301年），擔任涼州刺史的張軌開始了對涼州地區的苦心經營。他對外開拓疆土以衛涼州，對內復興中原禮樂，以便協助管理急劇增長的外來人口。一時之間，遠離中土的涼州成了中國北方最為安定之所。
318年，張軌之子張寔(shí)自稱涼王，建立前涼政權，定都姑臧（今甘肅武威）。從301年至439年，河西走廊及青海、內蒙古部分地區，先后出現前涼、后涼、南涼、西涼、北涼等五個以“涼”為國號的政權，史稱“五涼”，一起構成魏晉南北朝涼州地區的政治格局。五涼時期繼續保持著“天下喪亂，涼州獨全”的政治局面。本展以詳細的“五涼大事年表”標示出這段特殊歷史時期所發生的重要事件，并配以詳盡的疆域圖。
從中可見“五涼”對西域、河西的持續經營保證了絲綢之路的暢通。商旅往返、僧侶云游，涼州依然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重要匯合點。各國、各民族的人口雜居，中原、西域、游牧文化兼收并蓄，形成“上續漢、魏、西晉之學風，下開魏、齊、隋、唐之制度，承前啟后，繼絕扶衰，五百年間延綿一脈”的魏晉南北朝之“五涼文化”。
其中又以佛教石窟寺文化最為興盛。展覽先以一幅醒目的《河西走廊主要石窟分布示意圖》標明所有遺址的大致方位，又以壁畫殘片和石塔等文物加以具體呈現。北涼石塔是佛教初傳中土時，新疆、河西走廊一帶信徒廣泛使用的一種供奉小塔，為中國現存最早的石塔實物。其基本形態為八面體塔基，以陰線刻護法神王、八卦及發愿文，塔腹常刻《增一阿含經》，塔肩作覆缽狀，雕七佛與彌勒像，塔頂置多重相輪。北涼石塔見證了外來佛教與中華文化融合、共存與發展的歷程。
舉世聞名的天梯山，原本只是一支從祁連山脈分離出來的小山脈，呈東南—西北走向，因山勢陡峻、登臨困難如上天梯而得名。展廳墻上的天梯山石窟立面圖以色塊的方式標明了開鑿年代。其中，北朝至唐代步入天梯山石窟鼎盛期；五代、宋以后不再開鑿新洞窟，但仍是佛教活動的中心；西夏、元、明、清時期，主要是重修部分洞窟內的塑像和壁畫。
與此相對應的石窟遺址內文物布置在圖表周圍。比如1959年發掘于天梯山石窟的千佛壁畫殘段上描繪了北涼時期的佛像。可見其頭頂作小圓髻，高鼻深目，細眉厚唇，鼻梁高聳。在眉骨、上眼瞼、鼻梁骨上面均加白色點染，這是天竺凹凸畫法，使五官具有很強的立體感。
上個世紀40年代以來，天梯山石窟引起學術界的重視與研究。后來，著名學者宿白先生結合多方研究成果與自己的考察實測，發表了《涼州石窟遺跡與“涼州模式”》，提出包括北涼石塔、天梯山早期洞窟在內的遺跡構成中國內地佛教藝術的“涼州模式”。此一開創性論斷對中國石窟寺研究的影響持續至今日。
最能展現“涼州模式”的天梯山石窟當然無法搬進展廳，但河西地區另一大藝術精品——魏晉彩繪畫像磚卻紛紛亮相，以獨立區域加以展示。由于氣候干燥，大量的墓葬壁畫和畫像磚得以保存，成為新中國考古發現的重要收獲。
自西漢張騫通達西域，河西四郡設立，伴隨當地綠洲新農業區的開辟，中原地區傳統的美術形式也隨之融入此地，與河西本土文化風貌結合，產生了大量形式多樣的繪畫作品，尤以河西魏晉十六國畫像磚最為突出。這種獨特的繪畫形式活躍于3世紀至5世紀，廣泛分布在黃河以西至敦煌的河西走廊地帶。
目前，經考古發掘的河西走廊魏晉十六國彩繪壁畫磚墓主要可分為嘉峪關酒泉的果園—新城魏晉十六國墓、敦煌的佛爺廟灣—新店臺魏晉十六國墓、張掖的高臺地埂坡墓群、駱駝城墓群、許三灣魏晉十六國墓等幾大區域。無論是反映現實生活的畜牧耕作、宴飲娛樂、塢堡出行，還是表現諸神信仰的四神、羽人、祥瑞等圖像，都折射出河西地區的經濟開發、民族融合、絲路繁忙，可作為一部形象的西部開發圖像史看待。
來自張掖市高臺縣博物館的彩繪采帛木幾圖壁畫磚上留下了涼州絲織業興盛的細節。畫磚通長39厘米，寬19.5厘米，高5厘米。磚面左下方墨書兩行為“采帛”和“木幾”，意指收納絲帛之案幾。畫面線條極為簡潔，以一條橫向紅色粗線作案幾桌面，以四條縱向紅色“之”字曲線為案幾支腳。案幾之上置八個圓圈狀圖案，四枚為紅色，三枚為淺黑色，一枚為深黑色。絲帛、絲束隨葬以體現墓主人的富有。此圖反映了河西地區蠶桑生產“興于漢而盛于魏晉”的史實。事實上，該地區新石器時代的馬家窯、齊家遺址中，已發現用于紡織的石紡輪、陶紡輪等工具，說明此地絲織歷史久遠。
出土于佛爺廟灣—新臺地墓群的騎射圖畫像磚和中矢山虎畫像磚最吸引觀眾。前者繪飛將軍李廣正策馬回身射箭，后者繪一只脖頸已中箭的山虎，圓睜雙眼，血口大張，軀體的一半仍隱沒于山林之中，兩圖合起來是對盧綸那首《塞下曲》的生動闡釋：“林暗草驚風，將軍夜引弓。平明尋白羽，沒在石棱中?！鄙交⑸硇涡揲L，四肢矯健，前肢處似生羽翼，這種奇異的造型暗示它超出凡獸。通過戰勝具有神性的山虎，李廣自然而然成為勇猛的化身。有學者認為，河西走廊為絲路交通要道，商貿往來頻繁，為避免土匪惡霸侵擾，亟須武力保護，當地百姓祈盼英雄的降臨，故而選定李廣作為他們的護佑，成為崇拜的對象。
歷經魏晉，及至隋唐，“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其地”。遙想當年，隋煬帝過涼州，臨張掖，登山丹焉支山，參禪天地，會見西域二十七國使臣，舉行盛大的“萬國博覽會”。這一盛況在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記》便有記載：“涼州河西一都會，襟帶西番，蔥右諸國，商旅往來，無有停絕?！?/p>
當時的涼州，市井繁華，胡漢雜居，是僅次于長安和洛陽的北方大都會。在岑參的詩句“涼州七里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中，呈現出盛唐開放包容的國際氣象。但同時也應看到，涼州不僅是西方的門戶，也是唐朝關中腹地的后方保障，其戰略位置的重要性在面臨北方突厥和回紇、西方吐蕃壓力的時候越發凸顯。為確保后防穩固，唐朝于711年在涼州設立河西節度使，統轄涼（今武威）、甘（今張掖）、肅（今酒泉）、瓜（今瓜州）、沙（今敦煌）、伊（今哈密）、西（今吐魯番）等七州。這一重要的軍事和政治制度對唐朝中后期、五代乃至兩宋以降的政治制度演進和歷史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五代亂世，以黨項人為核心的少數民族政權于1032年奪取涼州，1038年建立西夏，升涼州為西涼府。西夏立國后，與宋、遼兩國大體保持和睦相處、友好往來的關系，朝貢貿易和邊境的榷場貿易興盛，并逐步確立了儒教治國之道，著力吸收和借鑒中原生產技術和文化，崇信、扶持并弘揚佛教，佛教文化在此時發展到高峰。西夏還創制了自己的文字。官方文書、民間契約、儒家經典、漢藏佛經等均留下了西夏文版本。本展也給予了展示。
1226年，成吉思汗攻打西夏，涼州歸附。到了明朝，為保證邊疆穩定，建立起以甘肅為中心的衛所防御體系，與移民屯田等一系列舉措相配合，構筑起明代西北基層邊防體系。及至清代，隨著西北邊防線向西推進至西域，河西變成了清朝經營西域的后方，修城駐兵，崇文重教，確保了西北邊疆的穩定與發展。
縱觀涼州演化的千年歷程，觀眾會發現這不僅是一部河西走廊的開拓史，也是中國西北疆域的開發史。涼州的故事，是風沙掠過河西大地時翻開的歷史畫卷，上面記載著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艱辛歷程與輝煌時刻，彰顯著鮮明的歷史和時代價值。
來源： 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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